写作拾趣

写作拾趣
秤砣虽小压千斤
　　在作家对现实生活进行艺术概括的创作过程中，有人擅长编织离奇曲折的故事、勾画惊心动魄的场面；有人则善于以小见大，把一两个看来似乎是平淡无奇的生活细节拓展成支撑整部作品的情节基础，并从中挖掘出具有重大社会现实意义的主题来。这种选择和处理题材的艺术构思，其特点好比是“秤砣虽小压千斤”。
　　契诃夫的《小公务员之死》，鲁迅的《肥皂》、《风波》就是这一类型的作品。何士光的《乡场上》，也有这样的特色。
　　《乡场上》的全部故事，就是在一个名叫梨花村的山乡小镇上，两家人家因孩子间的争吵发生纠纷，要一个名叫冯幺爸的“破了产了的，顶没价值的庄稼人”出来作证。这件事，简单到似乎一开口就可以完事大吉，但幺爸却死活不敢吭声。为什么呢？因为他只要一说老实话，肯定会得罪那个明明理亏而又素来蛮不讲理的罗二娘，而且——
　　……你以为，得罪罗二娘，就只得罪她一家是不是？要只是那样，好像也就不需要太多的勇气了；不，事情远远不这样简单呢！你得罪了一尊神，也就是对所有的神明的不敬。得罪了罗二娘，也就得罪了梨花村整个的上层！……如果你得罪了罗二娘的话，你就会发觉商店的老陈也会对你冷冷的，于是你夜里会没光亮，也不知道该用什么来洗你的衣裳；更不用说，在二月里，曹支书还会一笔勾掉该发给你的回销粮，使你难度春荒；你慌慌张张地，想在第二天去找一找乡场上那位姓宋的书记，但就在当晚，你无意中听人说起，宋书记刚用麻袋不知从罗二娘家里装走了什么东西！……不，这小小的乡场，好似由这些各执一股的人儿合股经营的，好多叫你意想不到、叫你一筹莫展的事情，还在后头呢！那么，你还要不要在这儿过下去？这是你想离开也无法离开的乡土，你的儿辈晚生多半也还得在这儿生长，你又怎样呢？……许多顶天立地的好汉，不也一时间在几个鬼蜮的面前忍气吞声？既如此，在这小小的乡场上，我们也难苛求他冯幺爸，说他没骨气……
　　看吧！冯幺爸那可怜又可笑的畏葸不语的模样！他为什么会这样？究其根源所在，不是正牵着一个由于“四人帮”的多年倒行逆施所留下来的重大社会病症吗？后来，由于罗二娘的臭骂和曹支书的催逼，冯幺爸终于开口了。但是，奇怪，他似乎又走题了：先“是批南山盖北海”地谈了一通自打实行生产责任制以来他家经济情况的改变，接着，又是“吼”曹支书，又奚落罗二娘，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他哪儿来的这么大胆子？原来——
　　“……只要国家的政策不象前些年那样，不三天两头变，不再跟我们这些做庄稼的过不去，我冯幺爸有的力气，怕哪样？……”
　　冯幺爸开始死不开口，最后终于说出了这句话。这话虽简短，但分量很重，真是一语千钧。这样，一场“寻常到极点”的小纠纷，由于作者把它放在一个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前面展开，因而就能有力地反映出党的农村经济政策所具有的重大、深远的意义和影响。
急管繁弦余声流韵
　　作曲和奏乐，必需要有鲜明的节奏，动人的旋律。整个乐曲的“调式特征”或“音乐意义”，就是在每个乐音的高低、快慢、强弱之间的变化运动中形成的。写文章的时候，在运笔的疏密、缓急和感情氛围的浓淡强弱上，同样也应具有一种抑扬多变的节奏感。正如唐代李德裕在他的《文章论》中所说的那样：“（文章）鼓气以势壮为美，势不可以不息；不息则流宕而忘返。亦犹丝竹繁奏，必有希声窈眇，听之者悦闻；如川流迅激，必有洄伏逶迤，观之者不厌。从兄翰常言‘文章如千兵万马，风恬雨霁，寂无人声’。盖是谓矣。”
　　欧阳修的《秋声赋》，在文章的语言节奏和感情旋律上，就是既富有变化而又优美和谐的。文中所说的“秋声”，并非实指自然界中某种具体声响，而是作者本人的一种错觉和自我感受。对于这样一种来去无形的幻感，作者把它写得有声有色：
　　欧阳子方夜读书，闻有声自西南来者。悚然而听之，曰：“异哉！”初淅沥以萧飒，忽奔腾而砰湃，如波涛夜惊，风雨骤至。其触于物也，金铁皆鸣；又如赴敌之兵，衔枚疾走，不闻号令，但闻人马之行声……
　　然而，正是在这万籁俱鸣，心摇神移之际，忽又声形俱敛、杳然无迹了：
　　……予谓童子：“此何声也？汝出视之。”童子曰：“星月皎洁，明河在天，四无人声，声在树间。”
　　前后两种情绪，一动一静，一实一虚，不仅辉映成趣，而且辐辏相成。前面好像“高音”，急管繁弦，足以扣动闻者的心弦；后面有如“低腔”，缥缈经回，正好启迪人们进一步咀嚼自己的感受，进而领悟其中可能存在的哲理意蕴。无怪乎接着而来的，便是一大段关于“秋声”的具体特征及其像征意义的描述，抒发作者对于世事和人生的感慨。这段文字，感情强烈，寓意精微，正是全文的高潮所在。然而，末了收结时，作者却又没有水到渠成地直接点明题旨，而是重新轻轻地一笔宕了开去：童子莫对（有关“秋声”的辨析，都是以作者对童子抒发个人感受的形式表达出来的），垂头而睡。但闻四壁虫声唧唧，如助予之叹息。
　　一场满纸风雨的心底波澜，忽就这样无言无笑地沉寂了下去。这种抑扬自如、结而不尽的笔法，细腻、生动地写出人物精神活动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既使文章跌宕多姿，也给读者留下了吟咏、回味的余地。比起那种辞直意露、一竿子到底的文章来，显然要耐看、耐想得多。
层次清晰疏密相间
　　薛福成的《巴黎观油画记》，记中的“画”，是“普法交战图”。战争，自然是异常恐怖而激烈的动的场面；而画，却是无声的静的艺术形式。作者怎样根据静的画面用文字来反映这场战争呢？请看：
　　其法为一大圆室，以巨幅悬之四壁，由屋顶放光明入室。人在室中，极目四望，则见城堡，冈峦，溪涧，树林，森然布列。两军人马杂踏，驰者，伏者，奔者，追者，开枪者，燃炮者，搴大旗者，挽炮车者，络绎相属。每一巨弹堕地，则火光迸裂，烟焰迷漫；其被轰击者，则断壁危楼，或黔其庐，或赭其垣。而军士之折臂断足，血流殷地，偃仰僵卧者，令人目不忍睹。仰视天，则明月斜挂，云霞掩映；俯视地，则绿草如茵，川原无际。几自疑身外即战场，而忘其在一室之中者。
　　这段文字确是写得非常传神。总共不过七句，而层次清楚，重点突出。首句写室内布置，次句写战场背景，三句写两军人马阵势，四、五句写战争激烈一战败一方的惨状，六句复写战场背景，最后一句借观画时感觉赞画技的高超。其中写一场举世闻名的“普法战争”，不过三句，不但反映了战争的激烈，而且从一幅平面画图中显示了战斗行进中的动态。这不仅因为反叙画面上的人与物的姿态情状虽是静态的，但却是一连串动的过程中一刹那之间的姿态情状，因此给人以动的感觉；而且作者在叙述全景时，不是呆板地按从左到右或从右到左这样的程序来写，而是抓住了一场战斗行进过程中的特点来安排层次的。这三句中，一句写两军人马杂踏之状，这是战争打响之后的情景；二句写火光烟焰断壁危楼等，是炮火最猛烈、战斗最紧张时的情景；三句写军士折臂断足、偃仰僵仆，是法军惨败后的情景。因此虽只三句，但从空间和时间的转移上反映了一场战争的活动场面和活动过程。如果不是按照这脉络层次来叙述，是不可能达到这样的艺术效果的。写不好，就会写成一场混战。
　　其上下两句（即第二、六句），上面一句写冈峦溪涧之属，下面一句写明月山川之景，这不仅是表明战场背景，而且将一场烟火迷漫、血流殷地的战斗，放到如此幽美的大自然的怀抱中来写，更衬托出战争的惨烈。再从叙述的语气、节奏来说，当中三句叙战争情形，似紧锣密鼓，其上下两句写山林明月，如冷然清弦，也使全文增加疏密相间、浓淡相映的美感，且收到以静见动的效果，这比通篇写炮火连天更胜一筹。可见层次的安排对内容的表达很有关系。短文如此，长篇亦然。
层层递进
　　层层递进的议论方法，是增强议论气势的好方法。请看毛泽东同志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中的一段议论：
　　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我们是按照蒋介石的办法办事。蒋介石总是要强迫人民接受战争，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们就按照他的办法，也拿起刀来。这是经过调查研究以后才找到的办法。这个调查研究很重要。看到人家手里拿着东西了，我们就要调查一下。他手里拿的是什么？是刀。刀有什么用处？可以杀人。他要拿刀杀谁？要杀人民。调查了这几件事，再调查一下：中国人民也有手，也可以拿刀，没有刀可以打一把。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调查研究，发现了这个真理。
　　这里主要是论述我们对蒋介石的方针，必须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作者按以下的程序层层递进：蒋介石手里拿的是什么→是刀→刀有什么用处→杀人→杀谁→杀人民；尔后再写人民，人民也有手→也可拿刀，进行斗争。这种议论，层层递进，环环紧扣，由浅入深，很快把问题的实质揭示出来，使议论严密而自然。同时，从文势来看，这一连串问题，犹如大海的波涛，一浪接一浪，一浪高一浪，气势非凡，说服力很强。
　　层层递进，关键在递进，不能平推平列，应该一个问题比一个问题深入。如果把上面的程序颠倒一下，就不会达到增强气势的效果了。
草灰蛇线巧留“迹”
　　故事情节或人物关系之间，有时看来并无任何直接联系；然而仔细玩味起来，却又可以发现其中存在着各种“暗伏”“遥应”的联系。这种藏头露尾的笔法，往往发人寻思，文意隽永、含蓄深沉。《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大家都知道她是个多愁善感的女子。作起诗文来，也总是带着“哀音”。她那许多悲凉、寂寞的感觉究竟是从哪儿来的？父母早丧，她和宝玉之间的一段“心事”难以向人表白，自然都是原因。除此而外，她在贾府中还没有其他什么“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不愉快感觉呢？这一点，书中虽然没有明确的交代，但也不乏蛛丝马迹、草灰蛇线的暗示。且看第七十四回《惑奸谗抄检大观园，避嫌疑杜绝宁国府》一节中，王善保家向王夫人诽谤晴雯时的情景：
　　……王善保家的道：“别的还罢了，太太不知，头一个是宝玉屋里的晴雯那丫头，仗着她的模样儿比别人标致些，又长了一张巧嘴，天天打扮的象个西施样子，在人跟前能说惯道，抓尖要强；一句话不投机，她立起两只眼睛来骂人。妖妖调调，大不成体统！”
　　王夫人听了这话，猛然触动往事，便问凤姐道：“上次我们跟了老太太进园逛去，有一个水蛇腰，削肩膀儿，眉眼又有些像你林妹妹的，正在那里骂小丫头；我心里很看不上那狂样子。因同老太太走，不曾说她；后来要问是谁，偏又忘了。今日对了槛儿。这丫头想必就是她了？”……
　　这里讲的是晴雯，似乎和黛玉毫无关系。然而，如果王夫人也和宝玉一样，十分喜爱黛玉，那末，“爱屋及乌”，看到模样长得像黛玉的人，只会感到顺眼，哪里还会来气呢？从王夫人对于晴雯的厌恶中，我们正可以约略地窥见王夫人和黛玉之间关系的某些端倪，从而对于形成黛玉那些思想情绪的各种生活因素进一步有所领会。
　　又如，秦可卿之死，同样也是充斥着某种神秘气氛的，第十三回这样写：
　　凤姐还欲问时，只听二门上传出云板，连叩四下，正是丧音，将凤姐惊醒，人回：“东府蓉大奶奶没了。”凤姐吓了一身冷汗，出了一回神，只得穿衣服往王夫人处来。彼时合家皆知，无不纳闷，都有些疑心……
　　……
　　秦可卿染病已久，不治而殁，似乎本在意料之中，众人为什么又都感到“纳闷”（有些本子作“纳罕”含意就更深）呢？这个问题，书中始终没作正面回答；但是，联系到秦氏去世以后紧接着发生的另一件意外事情：
　　忽又听见秦氏之丫环名唤瑞珠的，见秦氏死了，也触柱而亡。此事更为可罕，合族都赞叹。贾珍遂以孙之礼殡殓之，一并停灵于会芳园之登仙阁。又有小丫环名宝珠的，因秦氏无出，乃愿为义女，请任摔丧驾灵之任。贾珍甚喜，即时传命，从此皆呼宝珠为“小姑娘”。
　　再回想一下本书第七回焦大喝醉酒后那些“有天没日”的揭露：
　　焦大益发连贾珍都说出来，乱嚷乱叫，说：“要往祠堂里哭太爷去，那里承望到如今生下这些畜生来！每日偷狗戏鸡，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我有什么不知道？咱们‘胳膊折了往袖子里藏’！”……
　　……
　　几个方面一对照，事情的真相便从扑朔迷离的烟云中显出身影来了。秦氏的死因很可能是这样的：她和贾珍素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这次不巧为两个小丫环撞见，羞惭难忍而自缢。两个丫环，一个老实，吓得触柱身亡；一个机伶，巧用“愿为义女”的行动以明决不泄漏的心迹。作者所以采用这种闪烁其辞、隐约含蓄的写法，一方面可能是不愿意把那些“不堪之状”写得过于露骨；同时，恰也增强了对于那个“诗礼簪缨”之族的虚伪、腐朽面目的揭露力量和讽刺意味。
彩线穿珍珠
　　在某些文章中，所写的题材看起来似乎互不相干，但读起来却觉得自然连贯，浑然一体。这主要是作者在处理题材时，善于在众多题材中选取那最能体现其内在联系的事物，作为组织材料的线索的缘故。不然就会散不成篇。俗话说“彩线穿珍珠”，也正是这个意思。巴金的散文《星》记叙了这样几个片断：
　　在一本比利时短篇小说集里，我无意间见到这样的句子：“星星，美丽的星星，你们是滚在无边的空间中，这也一样，我了解你们……是，我了解你们……我是一个人……一个能感觉的人……一个痛苦的人……星星，美丽的星星……”
　　我明白这个比利时某车站小雇员的哀诉的心情。好些人都这样地对蓝空的群星讲过话。他们都是人世间的不幸者。星星永远给他们以无上的安慰。
　　在上海一个小小舞台上，我看见了屠格涅夫笔下的德国音乐家老伦蒙。他或者坐在钢琴前面，将最高贵的感情寄托在音乐中，呈献给一个人；或者立在蓝天底下，摇动他那白发飘飘的头，用赞叹的调子说着：“你这美丽的星星，你这纯洁的星星。”望着蓝空里眼瞳似地闪烁着的无数星子，他的眼睛润湿了。
　　我了解这个老音乐家的眼泪。这应该是灌溉灵魂的春雨罢。
　　在我的房间外面，有一段没有被屋瓦遮掩的蓝天。我抬起头可以望见嵌在天幕上的几颗明星。我常常出神地凝视着那些美丽的星星。它们像一个人的眼睛，带着深深的关心望着我，从不厌倦。这些眼睛每霎动，就像赐于我一次祝福。
　　在我的天空里星星是不会坠落的。想到这，我的眼睛也湿了。
　　这里写了三件事：比利时短篇小说中车站小雇员的哀诉，屠格涅夫笔下的德国音乐家老伦蒙的赞叹，“我”在房间里的思想活动。这三件事既无时间、地点上的联系，也无因果关系，但放在一篇文章中却丝毫不使人感到散漫、凌乱。这是因为这三件事虽然毫不相干，但它们都同“星”有关，同星星给人们的慰抚有关。“星”就像一条彩线把三件不相干的事联系了起来。如果没有“星”作为连接的线索，作者所要叙述的这些内容就地像断线的珍珠，散不成串。又如散文《小米的回忆》里，作者以小米象征看延安精神，并以小米这一具体事物作为线索，连缀了童年在家乡种植小米、成年后同鲁迅的交往和友谊以及在重庆时受到党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等一连串看来似不相干的材料。
　　不是随便什么事物可以作为叙述线索的，只有那些能够体现各种材料之间的内在联系，体现文章主题思想的具体事物，才可以作为贯穿全篇的线索。比如上面这篇散文所叙述的三件事，虽然互不相关，但它们都表现了同一思想：在痛苦中企求安慰，在黑暗中看到希望。而“星”是很能体现这种内在联系和主旨的，因为在这三件事中，“星”都被赋予同一种象征意义，即都象征着痛苦中的安慰，黑暗中的希望。
　　除了用具有象征意义的“物”作为叙述的线索以外，某一事件也可以作为贯穿全篇的线索。例如通讯《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的线索是寻药这件事，文中描写的新人新事及“八方支援”等生动事例和场面都紧扣在这条主线上。好像枝枝叶叶都连着主干，全文也就成了一棵郁郁苍苍的大树。
　　有时，也可以以某一种思想感情作为叙事的线索，如秦牧的《土地》，就是以古往今来人们对土地的感情为线索，把《左传》上《晋公子重耳之亡》的故事、海外侨胞在离乡背井时带一撮“乡井土”的习惯、体现着人们为保卫每一寸土地而英勇斗争的“寸金桥”的来历、沿海子弟兵坚守海防和建设海防的生动事迹、几千年来人们为争夺土地而进行可歌可泣的斗争以及解放以来劳动人民奋发图强改造大地的动人情景等等事例联系起，形成了一篇纵览古今、驰骋万里、错综复杂而又脉络井然的文章。如果没有这条“彩线”，也就不可能把这些“珍珠”串联起来。
　　古人论文说：叙事有种种不同，“惟能线索在手，则错综变化，惟吾所施”。这段话告诉我们一个秘密：尽管题材多种多样，作者的构思巧妙不同，笔法也千变万化，但只要把握住一根线索，就可以在行文时变化自如而又使全篇浑然一体。
不著一字入木三分
　　文学艺术作品需要通过形象的手段来反映生活。恩格斯就说过，作家的思想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出来。”（《致敏娜·考茨基》）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里，对于清代著名的讽刺小说《儒林外史》，同样也是从这个角度给予很高的评价。大意是：吴敬梓对于科举制度的批判，并非是一味漫骂、挖苦或是任意歪曲事实，而是让作者的思想倾向通过典型化的艺术形象和具体、生动的细节描绘自然在流露出来，既有批判的锋芒，又有诙谐的情趣，比较完美地体现了讽刺小说的思想、艺术特点。这部小说中有关范进的故事，便是其中最为出色的章节之一：
　　光阴弹指，七七期已过，范进人出门谢了孝。一日，张静斋来问候，还有话说……张静斋又道：“三载居庐，自是正理，但世先生为安葬大事，也要到外边设法使用，似乎不必拘拘。现今高发之后，并不曾到贵老师处一候。高要地方肥美，或可秋风一二。弟意也要去候敝世叔，何不相约同行？一路上舟车之费，弟当措办，不须世先生费心。”范举人道：“极承老先生厚爱，只不知大礼上可行得？”张静斋道：“礼有经，亦有权，想没有甚么行不得处。”范举人谢了。…………
　　……两进来，先是静斋见过，范进上来叙师生之礼。汤知县再三谦让，奉坐吃茶，同静斋叙了些阔别的话，又把范进的文章称赞了一番，问道：“因何不去会试？”范进方才说道：“先母见背，遵制丁忧。”汤知县大惊忙叫换去了吉服，拱进后堂，摆上酒来。席上燕窝、鸡、鸭，此外就是广东出的柔鱼、若瓜，也做两碗。知县安了席坐下，用的都是银镶杯箸。范进退前缩后的不举杯箸，知县不解其故。静斋笑道：“世先生因遵制，想是不用这个杯箸。”知县忙叫换去，换了一个磁杯，一双象箸来，范进又不肯举。静斋道：“这个箸也不用。”随即换了，一双白颜色竹子的来，方才罢了。知县疑惑他居丧如此尽礼，倘不用劳荤酒，却是不曾备办。落后看见他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元子送在嘴里，方才放心，因说道：“却是罪得紧。”…………
　　你看，一个穷愁潦倒的书生，由乡试中举而成了暴发户。为了想了出去“打秋风”，母亲死了顾不得按制守孝，便说是“礼有经，亦有权”。到了高要知县衙中，人家设宴招待他们，他对使用什么杯箸等细枝末节的小问题十分挑剔，装足了“居丧尽礼”的姿态；可是看到鱼肉荤酒，却是照吃不误，不端有半点犹疑了。这种寓讽刺、揭露于白描式中描写之的手段，其效果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诚微辞之妙选，亦狙击之辣手矣！”
不是夸张胜似夸张
　　夸张，固然可让事物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或强烈的感受，但有时不是夸张，也能收到同样甚至更加强烈的效果。《战国策·魏策》中有个《唐雎不辱使命》的故事。说的是秦始皇企图吞并安陵君的土地，谎称愿以五百里之地与安陵君交换。安陵君婉言拒绝了他，但又怕得罪于秦，于是派唐雎去秦。唐雎对秦王再次声明，安陵君是“受地于先王而守之”，决非轻视秦王。但秦王达不到目的，竟大摆天子威风：
　　秦王怫然怒，谓雎曰：“公亦尝闻天子之怒乎？”唐雎对曰：“臣未尝闻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唐雎曰：“大王尝闻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头抢地耳。”唐雎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专诸之刺王僚也，彗星袭月；聂政之刺韩傀也，白虹贯日；要离之刺庆忌也，苍鹰击于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怀怒未发，休侵降于天，与臣而将四矣。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今日是也。”挺剑而起。
　　秦王色挠，长跪而谢之曰：“先生坐！何至于此！寡人谕矣：夫韩、魏灭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
　　在这场针锋相对的斗争里，秦王先是以势压人，而唐雎却是用以柔对刚的办法，使秦王暴跳不得。从“此庸夫之怒也”起，唐雎转而采取攻势，终于迫使秦王屈服。
　　秦王是想用“天子之威”来恐吓唐雎。“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在这里是虚言，是秦王的有意夸张，以宣扬天子之威。不想唐雎却以“布衣之怒”相对，专诸、聂政、要离三人之事是实事，用以证明“布衣之怒”，足见其精诚感天的可歌可泣精神。“与臣而将四矣”，这是句多么平常的话，无非是说三加一等于四。但正是这样一句平常话，让三人的侠义行为给自己做了注脚，使秦王不能不暗中惊觉到此刻站在他面前的唐雎是何等样的人物！“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今日是也。”二人、五步，何能与百万、千里相比？这里决不是夸张手法极言其少，实实在在是说二人、五步。但正是这毫不夸张的二人、五步个字中，表明了唐雎欲与秦王拚一死的决心。地是五步，时是今日，使秦王毫无回旋的余地，这是何等咄咄逼人的言辞！“百万”、“千里”，虽属夸张，与“二人”、“五步”不可等量齐观，但流血牺牲的是百姓，对秦王不构成威胁；“二人”、“五步”，虽是实话，却是秦王性命交关的事，因而不能不使他心惊肉跳，连连向唐雎陪好话。
　　为什么实实在在的平常话，有时反比夸张更有意想不到的力量呢？因为它所显示给人的生活的真实感和严肃性，往往好像生活本身的法则一样，具有使人不得不折服的力量。
补一笔
　　小说《小英雄雨来》写了抗日战争时期一个十二岁孩子的英雄事迹。雨来为了掩护区上的交通员，被鬼子抓走了。不一会儿，河沿传来了几声枪响，村里的人们都悲痛地流下了眼泪。鬼子走后，大伙儿都朝河岸跑去……
　　到了河岸，别说尸首，连一滴血也没看见。大家呆呆地在河岸立着。还乡河静静的，河水打着旋涡“哗哗”地向下流。虫子在草窝里叫着。不知谁说：“也许鬼子把雨来扔在河里，冲走了！”大家就顺着河岸向下找。突然铁头叫起来：“啊！雨来！雨来！”
　　在芦苇里，水面上露出个小脑袋来。还是那么像个小鸭子一样抖着头上的水，用手抹一下眼睛和鼻子，嘴里吹着气，向岸上人问道：“鬼子走了？”“啊！”大家都欢喜地叫起来，“雨来没有死！雨来没有死！”
　　原来枪响以前，雨来趁鬼子不防备，一头扎到河里去。鬼子慌忙向水里打枪，我们的小英雄雨来已经从水底游到远处去了。
　　如果小说在写了河沿上传来几声枪响以后，紧接着便交代雨来没被打死以及他没死的缘故，那就平平淡淡，丝毫也引不起读者的阅读兴趣。正是为了避开这种平铺直叙的表现方式，所以作者不忙于向读者交代雨来的结果，而是调转笔头去叙述村里的乡亲们在河岸上寻找雨来尸首的情形，使读者误以为雨来已经牺牲了。而正当此时，笔锋陡转，“突然铁头叫起来：‘雨来！雨来！’。……在芦苇里，露出个小脑袋来。……”点明雨来没有死，使读者在喜出望外之余又打了个问号“雨来怎么会没死的？”急于想了解下文。顺应读者的这种心理要求，作者回过头来补上笔：“原来枪响以前，雨来趁鬼子不防备，一头扎进河里去了，鬼子慌忙向河里打枪，我们的小英雄雨来已经从水底游到远处去了。”合情合理地解释了雨来没死的原因，给读者一种豁然开朗的快感。
　　这一补叙不仅使叙述波澜曲折，引人入胜，而且突出了雨来的英雄性格。一个十二岁的孩子竟能从鬼子的枪弹下死里逃生，这一点是很能表现小英雄的勇敢和机智的。所以作者不肯轻易地、直接地泄露出雨来是如何死里逃生的，而是从别处下手逐步引导读者去注意这个问题，关心这个问题，等到读者急于要弄清这个问题时，才补上一笔，解释清楚。这样，雨来死里逃生的情形就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的勇敢和机智的性格也就因此而更加突出。
比较说明鲜明深刻
　　有的事物比较抽象，比较陌生，难以理解。在说明它们的性状特征时，人们常常运用说明的方法，用人们熟知的事物和陌生的事物作比较，使读者有个由此及彼的理解。《宇宙里有些什么》就运用了比较说明的方法：
　　许多红色的星星很大很大，有的可以装得下八十万万个太阳。这些星星是由非常稀薄的空气体状态的物质组成的。最稀薄的，密度只有地球上空气的几万分之一。比我们用抽气机造成的“真空”还要稀薄得多。
　　这段话是说明大恒星的特点。大恒星的特点有两条，一是体积庞大，一是密度很小。“庞大”，大到何种程度？“很小”，又小到什么地步？用一般的数量词很难表达，读者也难以理解。比如有的大星星的面积，如果用平方公里这个单位来计算，那么不知会有多少位数多少个零，你一口气读下去，也不知道要多少时间才能读完。就算你读完了，恐怕也弄不清它究竟有多么大。这就要用比较说明的方法。
　　作者用人们熟知的太阳的体积是地球的一百三十万倍，然而有的大星星竟能装下八十万万个太阳，其庞大便可想而知了。地球上的空气的密度本来是很小的，然而这些大星星上的气体状态的物质的密度，只有它的几万分之一，比用抽气机造成的“真空”更稀薄。其密度之小，就不难想象了。可见比较方法，是一种把难于理解的事物说得清楚易懂的好方法。
　　比较说明的分横比说明和纵比说明。上面这个示例就是横比说明，就是两种以上事物间的比较说明。这种说明方法要有两个要求，一是拿来作比较的事物是人们熟知的，才能达到明白易懂的说明目的；二是两种事物性质相同或相似。太阳和大星星是同类事物，可以相比。地球上的空气抽气机造成的“真空”与大星星不是同类事物，但它们都有密度，有了这个共同点也就可以相比。异类事物的比较，首先要找出它们的共同点，看看它们是否具有可以相比的地方，如果对比不当，就会文不达意，弄出笑话来。
比比议议
　　谢觉哉同志的《论“同甘共苦”》，巧妙地运用比较议论法来议论，其中有一段这样写道：
　　甘与苦是个比较的名词：我们是从艰苦中来的，今天所说的“苦”，常常就是过去所说的“甘”，甚至比过去的“甘”还要好得多。我们切不可忘记过去。我们是从群众中来的，某些工作人员所说的“苦”，也许是某些群众所希望的“甘”。我们不应该走得太远。忘记过去，走得太远，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这会妨碍工作人员和人民群众的团结，妨碍经济建设的顺利前进，因而也就会使人民和自己的生活不能逐渐提高。
　　上面的议论是依靠两个比较进行的：一是今天所说的“苦”和过去所说的“甘”比较；二是某些工作人员所说的“苦”和某些群众所希望的“甘”相比较。作者虽然没有长篇大论，只是把同一事物放在不同条件下和不同对象身上进行比较，显得十分简易明白，使人们一看就懂，并启发人们去思考。它有力地阐明了这样的一个实质问题：我们必须同群众打成一片，同群众同甘共苦。这就是比较议论的威力。比较是议论常用的一种手法。具体运用时，可用多种多样的比较：可以把一种事物同其他有相同条件的事物作比较，突出它的特点；也可以把两种对立的事物放在一起比较说明，揭示所要说明的那个事物的实质，……等等。要注意的是，不管运用哪一种方法，都必须根据议论需要，恰当选择比较的对象，通过比较来说明问题，这样才能有说服力。
“卖关子”
　　繁星的短论《药也会变么？》（见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日《人民日报》），一开始就这样写道：
　　几位大夫谈到治病用药，很有心得。
　　据大夫们说，现在有的病人要求高了，不管大病小病、伤风咳嗽，一来就要求大夫用“潘金链”给他治病。
　　潘金莲能治病，这不是讲笑话么？
　　大夫们笑着给我解释，这可不是《水浒》中武大郎的妻子、武松的嫂嫂潘金莲。这是我们给病人治病的三种药--潘尼西林、金霉素和链霉素。现在的病人动不动就要求用这几种药，不用，他不满意。
　　病人要求用有效的药物给他治病，岂不是合理的？这不正是说明我们的医学条件提高了，病人的医药知识也提高了么？
　　几位大夫不觉掩口而笑。他们说：能有这几种“抗菌素”治病，说明我们的医疗条件提高了，倒是实在的。可是如果像这样滥用下去，医疗的效果不但不会提高，而且要大大降低，最后要使几种“抗菌素”完全失去作用，大致还会引起正相反的效果。
　　这几位大夫的话，把我吓了一跳。药也会变么？有效的良药，为什么会变成无效的呢？
　　大夫们把细菌之间的对立与统一的关系详详细细地演说一番，才使我顿开茅塞，若有所悟。
　　……
　　议论说理也可以“卖关子”么？可以的。上面这篇短论的开头，就是卖了一个关子。
　　作者的议论中心很清楚，想讲清一个问题：人人应该懂得一点唯物辩证法，即使治病用药也应如此。但是作者不急于分析说理，也不急于亮观点，而是欲言故藏，绕个弯子，先摆一件使你大吃一惊的事：病人不管大病小病，一来就要求大夫用“潘金链”治病，使几种抗菌素丧失作用，提出“药也会变么”的问题，把读者牢牢抓住。这似乎有点像“卖关子”。运用这种方法时，可以不先急于分析，也不先摆理由，而是先写一种现象（或人和事），或先提出一个结论，设一个“关卡”，尔后再分析、论述、解释，以此突出作者的论点。这样的方法容易引人入胜，加强议论的效果。
过河架桥
　　在叙述过程中，如果一件事转到另一件事，或内容进展幅度较大的地方，应该有所暗示或交代，使上下文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形式上能紧密地联系，很自然地从上文过渡到下文。我们常说“上楼要搭梯，过河要架桥”就是这个意思。
　　小说《灵与肉》中的主人公许灵均，从小被富有的父亲遗弃了，后来又不幸被戴上“资产阶级右派”的帽子，流放到一个偏僻的农场去劳动——牧马。他在那里安了家，政治上平反之后，又在农场的小学校里教书。二十年的生活，使他成了名副其实的劳动者，而且乐于在那里生根开花。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抛弃了他三十多年在海外成了巨富的父亲，突然回来了，这事在他平静的心头不免引起一阵波动。
　　在北京一个高级饭店的豪华客厅里，他父亲会见了他。晚上，他躺在席梦思床上想着他父亲白天跟他的谈话，小说这样写道：
　　现在，当他在罩着淡绿色灯罩的灯光下，看着自己裸露着的强健的肌体的时候，他突然获得了一个极其新奇的印像。因为他还是第一次从父亲口里听到他记忆的史前时期——他儿时的情景，于是，过去的自己和现在的自己在脑海中形成了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终于，他发现了他们父子之间隔膜的真正所在：他这个钟鸣鼎食之家的长房长孙，曾经裹在锦缎的襁褓中，在红灯绿酒之间被京沪一带工商大亨和他们的太太啧啧称赞的人，已经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劳动者了！而在这两端之间的全部过程，是糅合着那么多痛苦和欢欣的平凡的劳动者！他解除劳教以后，因为无家可归，于是被留在农场放马，成了一名放牧员。
　　清晨，太阳刚从杨树林的梢上冒头，银白色的露珠还在草地上闪闪发光，他就把栅栏打开。牲口用肚皮抗着肚皮，用臀部抗着臀部争先恐后地往草场跑。土百灵和呱呱鸡发出快乐的和惊慌的叫声从草丛中窜出。它们展开翅膀，斜掠过马背，像箭一样地向杨树林射去。他骑在马上，在被马群踏出一道道深绿色痕迹的草场上驰骋，就像一下子扑到大自然的怀抱里一样。……
　　这以后，作者追叙了他在农场劳动的全过程。从一个钟鸣鼎食之家的长房长孙到一个名副其实的草原牧人，这其间有一个多么曲折而漫长的磨练过程呵！这里，作者以“而在这两端之间的全部过程，是糅合着那么痛苦和欢欣的平凡的劳动”一语做过渡，引出下面的追叙。这一言约意丰的过渡句，确是非常巧妙，它不但将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经历联系起来，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且也是许灵均过去全部生活体验的深刻总结。放在这里，不仅成为上下文的纽带，而且具有一种强烈的吸引力，引导读者急切地想了解主人公这充满痛苦和欢欣的经历。这对突出人物形象和主题思想也有很大作用。
　　有时，情节基本是连贯的，但进展的幅度较大，也需要有过渡文字。如《故乡》中，写闰土拣了几件香炉烛台等东西，第二天便领水生回去了。接着，以“又过了九日，是我们启程的日期。闰土早晨便到了，……”转入下文。因为这九天中的事情没有一一交代的必要，但马上写闰土的到来，又似乎衔接不上，为了避免上下文的脱节，故以“又过了九日……”作过渡，以显示情节的连贯。
　　过渡文字不须多，一小段甚至一句也就够了，但它在全篇的结构中却不能缺少。“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过渡的作用也正如此。